现今的人类文明源于丛林社会，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原始动物，在于精神层面的的进化。生存的竞争逐步脱离了野兽般的缠斗，走向理性化的公平竞争，出现了以契約精神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但由于人类从生理学上讲，以理智为代表的大脑发达，与野性为代表的丘脑仍然共存，只不过大脑的理性对小脑的野性，占有主导的控制作用，所以，为生存而残酷的肉体搏杀，被理性智商的狡诈计算所取代，以生存为目的的有限温饱需求之原始本能，被物质社会光怪陆离的商品所诱惑，欲望由此得以无限性放大，野心也随之急剧膨胀开来。基于生存底线的温饱的要求，在虚幻的想象加载下，产生出对被资本奴役者的价值榨取，资本主义也由之成型。动物间相互的肉体吞噬，转变为对剩余价值的疯狂攫取，于是阶级斗争逐渐加剧。由此诞生了西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及工人阶级革命理论，暴力革命运动在近现代时期，以国家革命的方式席卷了东欧各国，苏维埃政权国家由此诞生。如果从本质上看，为生存状态而发起的种种革命运动，被革命与革命的双方，由于缺乏精神层面的追求，而仅仅局限于对物质利益的争夺，所以由此得到的社会体制，仍然没有脱离原始社会的丛林思维的野性。至于宣传上的崇高理想，对于一个物质匮乏的客观存在，它是极度虚幻和不切实际的，即使社会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由于唯物质论者精神信仰的缺失，只会使得掌控物质的欲望更加变本加厉。由此带来的结果，也就必然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和强取豪夺。也就是说，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以及革命理论，在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下的精神追求，以及物质财富相对匮乏的社会中，仍然没有脱离动物原始丛林社会的竞争模式，只不过是人类智力发展到一个高度，以一种异类的方式复现丛林社会的高级形式。
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以理性思维为代表的智慧高度得以发展，政治家们对如何才能使得人类逐步脱离原始的野性，进行了社会实践与探索，于是便出现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民主体制。而西方民主社会不是凭空产生的，就如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一样。而是西方民众在信奉基督教义培育之精神素养下，社会大众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与认同之自然结果。反观亚洲民主国家的民主精神，则是在其它宗教教义下的人文诠释，由于亚洲群体信奉多种宗教，使得亚洲国家的民主精神出现了实际实施上的异化。也就是说，宗教教义是比社会意识形态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而所谓民主政治，是其宗教教义在社会层面的人文体现。所以，一个国家里民众的精神信奉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会对所在国家的民主政治状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宗教信奉处于多元化局面，但民众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执政党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虽然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但其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使得精神层面却不能自然地相容。就宗教信仰与政治体制的相互关系而言，相对单一统一的宗教，与多元化的宗教，会对其民众认同的民主政治体制，在其现实实行上产生不同潜在的影响。而一个以无神论为政治纲领的社会体制，只能是与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政体。一个民族没有宗教精神的指引，什么文化都是瞎掰，比如儒家文化所讲的的仁义礼智信，虽然它也是来自宗教教义，但它不具有宗教上的信仰自觉，所以儒家只是一种源于宗教教义而衍生出来的官方文化，而不是宗教本身。而这种来自执政主体的外在倡导文化，如果这种精神灌输是以无神论为基础，就失去了其根本价值，如同以前倡导的五讲四美，学雷锋等等，变成了一种空洞说教式的官方例行公事。如果这种形式主义精神文明，在执政主体官员那里都不能切实实行，那么要想一群毫无精神信仰的民众来效法，无异是缘木求鱼，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个社会想要健康运行，不是仅仅靠宪法和法律就可完全地加以维系，而是要依靠绝大多数民众群体的道德自律。而这种道德自律不单单是源于对犯罪惩罚的恐惧，而更多的来精神上的主观自觉，对于无神论者而言，以侵害他人获得财富以及自身感官的美好体验，只畏惧来自法律的制裁，不仅不会担心良心上的谴责，更不会惧怕来自上天神祗的惩罚，只要能逃过法律的惩处，他们就可心安理得的享受掠夺所带来的快感，毕竟法律本身并不是天衣无缝，相当一部分犯罪分子靠着某种侥幸，逃脱了制裁而逍遥法外。所以一个社会要良性运行，需要的不仅仅是人为制定的法律，而是大多数社会群体在精神上需要一个非物质化的真正信仰，这正是国人几十年来极度匮乏的形而上。虽然理论上如此，但没有一个社会形态是十全十美的，社会形态虽然千差万别，各有优劣，但是一个乱象丛生的地方，并不是法律的不健全，而一定是人心失去道德的自我约束而变坏。说到底，社会道德的重建，并不是领导个人意志的所谓德治，而是发自绝大多数民众自身的道德回归。如果没有大多数人的精神信仰作为保证，而仅靠所谓的严刑峻法，对于社会乱象只能是火上浇油和扬汤止沸，而这样的社会不仅难以正常发展，而且会出现整个社会体系价值观的最终溃败，乱象丛生，物欲横流就成为一种必然。
从广义上说，信仰宗教并不一定要履行某种仪式，而是在于内心对教义的虔诚与信心。所以对于宗教教徒之外的人群，他们的绝大多数，其实也是信众的一部分，虽然其中很多人可能对宗教教义并不是很了解，也并不太愿意相信神祗的存在，但作为一个人而言，只要他们认同公平、正义和爱的信条，也就足够了。因为这是作为精神层面之宗教教义的核心。所以，这些人群从严格的意义上看，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无神论者，因为从神学理论的角度，宗教并不一定要强求每个人去信奉主神，只要你的言行符合神的教诲，你也就可被认同为神的子民。这就好比从现实世俗的观点看，比如一个党派的党员，只要履行其章程，就是一个合格的成员，而不是一定要从精神上去崇拜党的某个首领。只有以绝对无神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党派，才会出现将其党首作为精神崇拜对象的现象。从世界政治史来观察，无论古今中外，但凡一党派将其党首作为个人崇拜对象，其施政结果都是非常不好的，这就是所谓人治带来的恶果。而什么体制与构架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人为性的决策错误，这在政治学理论中已经早有定论，这就是历史上曾经提出过反对个人崇拜，以及提倡集体领导的一个缘由。
所谓的政治制度及其体制，是人类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产物。其党派的施政纲领及政治理念是大多数民众意愿的体现，所以作为施行主体的政党，无一不自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民众谋福利。而作为宗教信仰，是民众的人文精神上自觉，它不应该成为当今施政党派的的精神纲领。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民众的最高代表，其如今党派代表的只能是民意而不是神祗的旨意。也就是说，从宗教学的观点，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是不能代表神祗的，政治领袖不是宗教教宗。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并不具有宗教的专门修为。虽然如此，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却出现政教合一体制。从原则上讲，久远历史上与现实中的政教合一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人类远古阶段，由于人类的智识处于混沌未分，人文精神尚未开化的蒙昧阶段，而其部落领袖本身，则是属于在意识上，可以与上层神祗进行精神沟通的通灵者。所以这些部落领袖有能力将神祗的旨意传达到人间，并奉旨行事。这一点从现今残存的原始部落中，可以略见一斑。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所在世界的智识能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类的科学文化，也进化到一个以现实世界为对象的科学阶段。于是唯物论甚嚣尘上，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而作为唯心论的原始宗教，则流变为远离政治元素的民间信仰，宗教不参与政治，也成为一种戒条。对于世界上极少数仅存的政教合一体制，已落为昨日黄花。因为就现今世界而言，作为普通人的政治领袖以及广大民众，在精神灵性与意识形态上已不复当年。如果勉强地去实施过去时代的体制，就会出现以人言代神旨的荒诞格局，产生出伪宗教乱政的动荡局面，这一点，从原教旨主义的地区就可看到。如果我们要追根溯源，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人心与神性分离的阶段。高度发展的物质科技，使得人们认为我们的一偶之见就是世界的全部，而智力上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丰富，造成了一个人为宇宙之王的科技幻象。这使得人类的私欲极度膨胀，远离了作为人类的灵性根本的神性源泉。
虽然如此，但宗教对于人类真的很重要，人类社会之所以混乱不堪，就是源于信仰的缺乏。虽然现今很多人在反省种种恶行的根源，但找到的都是问题的旁枝末节。而虽然代表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与代表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论战了几百年，但现代科学已经发现，如果没有的高维空间的存在，物理学将是不完善的。高维空间理论将从物理学与哲学上结束唯物与唯心主义的论战，科学将最终证明神性的存在。我们所在三维空间之宇宙空间，仅仅只是庞大宇宙的一个极小部分，更多的物质是以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形态存在。根据相对论观察者原理，这个庞大的物质宇宙从原则上是不可观察的，但其间物质能够作用于我们所在的三维空间。所以，不能够被观察的物质存在，并不等于不存在，这些以隐藏方式存在的暗物质已经暗能量，与我们所在空间物质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无时不刻地存在相互作用，只是由于物理原理限制而不能被观察而已。从古到今，哲人们苦苦探求的“道”之本体，实际上就是处于高维空间能量态的物质世界。人既然有生有死，并不是凭空产生与莫名湮灭，而是从一个世界出现与消失，在另一个世界消失与出现，所以科学的物理理论，能够证明其真实不虚。从有灵论的灵魂不灭，再到灵魂进化的神性存在，才是这个世界的实相所在。
网友菜根谭_2012语：
当今社会，
一切乱象都指向制度，
一切制度问题都指向文化，
一切文化问题都指向宗教。
宗教信仰是这个社会的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