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当毛泽东出现在梁启超视野时(2012-12-28)

本文告诉你如下主要事实：一，1921年梁启超组织承办中国公学事宜，舒新城因此调查毛泽东；二，原因是毛泽东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野鸡大学”—湖南自修大学，从而引起梁启超、舒新城注意；三，建党时期中共的最大敌人是梁启超、张东荪的社会主义观；四，毛泽东并非新民学会的领袖，而是积极的办事者；五，参加中共“一大”前，何叔衡、毛泽东并非中共党员；六，新民学会是兄弟姐妹会性质民间组织，江湖秀才何叔衡是该组织本土人士的老大，承担了没有组建中共湖南组织的责任，毛泽东因此得以取而代之；七，舒新城确定毛泽东不具备从事中学程度以上正规教育事业的资格、知识和能力。

梁启超1920年春从欧洲返回中国，“吾归后极安适，惟客不断”（注1）。他在“不断”的“客”中，所策划和组织的最重要的事情有国民动议制宪运动、湖南省宪运动、成立共学社、讲学社等，承办中国公学也是他投入比较多精力的一件重要事情。

承办中国公学，启端于王敬芳（搏沙）1921年5月14日给梁启超来信请求：“中国公学者，诸友人精神之所寄者也，倘公学前途借先生之力扩而大之，诸友在天之灵，其欢欣感佩可想也。”（注2）中国公学由同盟会员姚宏业（剑生）等人奔走，1906年春创办于上海虹口（后建设于吴淞炮台湾）。之后得到两江总督端方赞成，由郑孝胥担任监督（相当于校长），同盟会员王敬芳也是主要创办人之一。中国公学在中国早期教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前后涉足过或关联过的名士有如过江之鲫。初办时候名为“公学”，并由端方出资支持，但端方的资金并不能够维持学校开支，实际乃是革命党人控制的具有民办属性的学校。这家主要由革命党人担任教席的学校，开办伊始即困难重重，姚宏业创办时即为资金问题投江自尽，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学生竟然也能分裂出来办“中国新公学”与之对抗（注3）。辛亥革命后，中国公学逐步得到发展，但仍然是举步维艰。1915年梁启超曾挂名为董事长，但正投身反袁世凯称帝的运动中，并未涉足中国公学的事务。1919年，王敬芳接任中国公学校长。王敬芳的来信差点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目标，梁启超很快就投入到了为中国公学募集资金的活动中，考虑如果募集资金顺利，则“吾将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造于中国”（注4）。

当梁启超决定投入承办中国公学后，除了募集资金，更开始推出以中国公学名义的活动扩大影响，比如以中国公学名义参与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活动。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为中国公学寻访、招募优秀教师和管理人员，梁启超这一工作是与他正在推动着的国民动议制宪运动、湖南省宪运动、成立共学社、讲学社乃至国民外交活动等杂糅在一起进行的，联络的人十分广泛，涉及政、学、商、新闻诸领域的名望人士，与商讨承办中国公学较多关联的至少就有王敬芳、胡汝麟（石青）、林振宗（中国最早投资石油工程的缅甸华商）、张东荪、范濂源、芮恩施（美国人，原驻华公使，政治学教授，正旅居上海）、蒋方震、范季美（银行家，上海证劵业重要人物）、舒新城、张君劢、赵宗孟（字纯夫，商人，以书法名世）、汪大燮（伯唐）、熊希龄、刘道铿（字放园，时为北京《晨报》经理）、周南陔（曾任吴淞炮台指挥官等职务）、徐志摩、张伯苓、林宰平等。关于梁启超本人应在中国公学担任什么公开角色，与梁启超进行商讨的两个最核心人物蒋方震和张东荪有着不同意见，蒋方震主张以梁启超为明确的讲学灵魂，张东荪认为推出团队更恰当，但两个人在梁启超作为幕后领袖和不担任管理职务问题上，则是一致的，都希望尽量让梁启超多出精力于学术方面。梁启超、蒋方震、张东荪最终确定，由张东荪实际出面负责中国公学，并请舒新城（负责附属中学事务）、周南陔协助（请周的用意应是他在吴淞及上海当地具有深厚社会背景）。

虽然外部活动比较顺利，但中国公学内部则连续发生两次学潮，导致教师队伍出现重大波动，因此，就急需要吸收新的教师乃至办事员，也即补充人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在梁启超的视野中偶然出现。梁启超向来对湖南非常重视，并与湖南有着不解之缘，加以当时正积极推动湖南省宪运动，他的视线十分关注于湖南。不过，梁启超对湖南的关注，更集中于社会上层分子，不会注意毛泽东这样还正在撞来撞去找出头机会的低层次知识青年。舒新城是湖南溆浦人，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年龄与毛泽东一样大，都是1893年生人。舒新城进入中国公学并被梁启超重视，不是他属于了梁启超会注意的层次，而是因为张东荪向梁启超的引荐。既然中国公学由张东荪出面负责，舒新城又是张东荪看中的人才，去做张东荪的助手负责中国公学中学部，且又是梁启超向来十分偏爱的湖南人，梁启超当然赞同和接受舒新城这个尚无名声和成就的青年了。进入梁启超的圈子后，还没有湖南地区以外阅历的舒新城，自然也只能在他所可能的湖南范围为中国公学寻找人才。这样，毛泽东的名字就出现在了梁启超的视野当中。舒新城1921年11月23日给梁启超的信提到： “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注5）

就中国而言，毛泽东当时远没名声，但在湖南长沙知识青年中，他还是有了一定名气。特别是1919年7月，在湖南学联创办的《湘江评论》，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笔，不仅使毛泽东在湖南颇起名声，而且也令他引起了陈独秀、胡适的重视。因此，同为湖南人且同为青年的舒新城应该是较早知道了毛泽东这个人的名字。1920年9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聘请毛泽东，到该校附小担任主事（注6）。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的母校，毛泽东前后读了五年，在1918年6月已经二十五岁才得以毕业，虽然毛泽东在长沙的青年学生中已经有文名并善于活动，但由此可见，他的学业成绩实在难以恭维。毛泽东第一师范时的数学老师徐特立即使在长征后也并不避讳，说毛泽东“数学很糟糕”（注7）。与毛同龄的舒新城在1920年之前已经在长沙兑泽中学、省立一中、福湘女学等数家中等学校担任过教导主任，1920年并在第一师范学校兼任教职，与毛泽东有了直接的相识，算是属于了同事。

1921年8月，长沙船山学社名下出现了一个“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是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胡适回忆：“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注8）胡适的讲演梁启超未必知道，但当时在中国办个号称“大学”的学校，对于梁启超这样极其关心教育事业的人来说，是件需要注意的事，况且，大学而号称“自修”，实在是个新事物，又跟著名的船山学社有关。承办中国公学需要人才，但重要人才的通融实际不过就是学校之间互相挖掘、引荐，需要时时关心各个学校的变动情况。因此，应该是梁启超让舒新城马上将情况问清。所谓的湖南自修大学，不过一个挂靠船山学社的“野鸡大学”而已，从中国来说，是最早的“野鸡大学”，没有考试，以写作文确定合格与否，发修业证书，跟毛泽东后来在“大跃进”时代搞的各种千奇百怪的大学差不多，而合法性甚至不如后者，后者比如一个公社搞个什么大学，毕竟还是经过党委、政府出红头文件批准的，湖南自修大学则连这一程序也没有具备，并没有得到政府正式承认。毛泽东自己个人资格远远不够，所借助的是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及社长贺民范的社会地位。仇鳌、贺民范都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湖南名士，挂他们的名，湖南自修大学虽为“野鸡”，但暂时并无大碍，且在湖南当地可以有一定号召力。

即使如此，毛泽东的资格还是欠缺，还需要何叔衡出面周旋。张国焘回忆中共“一大”时候说：“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注9）其实，生于1876年湖南宁乡的何叔衡并非庸人，而是一位颇具有胸臆、外迂内清的人物。何叔衡是秀才出身，早年主要以教授私塾为生，为人热情、义气，与姜梦周（曾任小学校长、湖南省教育厅科长，被何叔衡拉入中共）、谢觉哉（由何叔衡拉入中共，为中共著名元老）、王凌波（曾任云山学校校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由何叔衡拉入中共）、夏果雅（1918年与何叔衡参与哥老会暴动后失踪）、何梓林（孙中山主持北伐时期大本营直属部队重要将领）为把兄弟，何叔衡则是他们的大哥（注10），熟悉江湖会党，1918年还参与过哥老会张三元的暴动。1913年，何叔衡为赶上时代而以37岁之龄，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新学，可见难用常人之见对其衡量。他与毛泽东同年考入，又随校并入第一师范，但跟毛泽东难以获得毕业不同，何叔衡只读一年就于1914年毕业，随即在长沙楚怡学校（小学）教书，后在湖南驱张（敬尧）运动中知名。何叔衡为人极易被他人接受，所以，虽然加入了基本都是青年的新民学会，却能够在其中越来越起到核心作用，且因年长老成而更易于出面沟通，拓展湖南当地社会网络。湖南自修大学是以新民学会的一批人为基本队伍所办，站在前台出面的主要是何叔衡。毛泽东是实际主持，也即具体做事。舒新城打听到“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正是在于毛泽东实际跑腿做事，却并不具备名义上的资格。

舒新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介绍：“毛与独秀颇相得。”这句话就是把毛泽东归到了陈独秀的阵营中，构成了否定挖毛泽东到中国公学的第一个理由。就私人关系而言，梁启超与陈独秀属于朋友关系，尤其与李大钊更为密切。1920年5月16日，已经属于正在建党的陈独秀身边人物的李汉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对张东荪的社会主义观进行了否定批评。8月，中共正式成立。紧接在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一号，即发表陈独秀《谈政治》一文指出：“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注11）商人并非论战对象。当时虽然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十分流行，中共很多人物本来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但论辩起来，不要政府的主张毕竟不容易站住脚跟，所以，也不是中共最要紧的论战对象。胡适主要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中共并不致命，中共官方党史说的所谓问题与主义“论战”，乃是应后续反自由主义思潮历史需要的过度夸大。最致命的是张东荪的社会主义观，因为在同样的“社会主义”帽子下，如果中共不将其排斥掉，中国的社会主义潮流就不会是中共的社会主义。这并不只是中共的特性，而是所有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他们向来视作为的最大敌人不是自己试图推翻的资本主义和准备消灭的资产阶级，而是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马克思主义派别。全面排斥、否定乃至消灭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马克思主义派别，是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关键所在，不然，社会主义至多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能说是列宁主义的。虽然陈独秀当时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但他有着天才的理论和政治判断力，迅速抓住了这一关节点，作为了建党后头等的理论斗争大事。

1920年11月7、8日，（陈）望道发表《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江春（李达）发表《张东荪显原形》，（邵）力子发表《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中共集中火力对张东荪进行了攻击。张东荪不过是前台人物，中共很清楚他的背后实际是梁启超。1921年5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一号发表李达4月8日即写好的、精心准备的长文《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终于直指向了梁启超，挑明了梁启超是中共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最主要对手：“《改造》杂志二月号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一栏，一时知名之士如梁任公、蓝公武、蒋百里、彭一湖、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一班人，均有长篇文字，表明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思想家，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就是《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篇文字，……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流派思想家著作，就以掌握绝对真理的口吻高谈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对他人进行彻底否定，是中共年青人士的特征，李达则是中共早期的理论狂妄代表人物。这种风格后来演变为了中共的固有传统，赖以维持这一传统的基本方法则是禁止他人在同一平台进行平等言说。不过，在陈独秀时期，中共的理论狂妄尚不极端，一是陈独秀是个对真理探求始终留余地、较有学问修养并偏好思想自由的人，二是实际并不能做到对他人禁言，他人有着其它媒体可以发言。虽然胡适如日中天，但梁启超的社会地位毕竟不是胡适可比，中共绝大多数人物都曾经是他如痴如醉的崇拜者，包括陈独秀自己也曾经是个康梁分子。康有为早就是个人人批得的人物，梁启超则不同，整个中国越是有地位、越是老成有修养的人，对梁启超越是笔下谨慎，可视之为敌，而不可以为自己文章更有说服力、感染力。当一种外在的理论接受而为内在的思想，政治人物又变而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清末、民初时期以理论为特征的不同政治势力的领袖人物之间，都十分谨慎于把矛头直接相向，这是一种政治修养和品德。梁启超与孙中山之间就是如此，彼此都十分小心公开直接提对方的名字。陈独秀也是十分讲究这种规矩，因此，陈独秀时代的中共总体上直接指名梁启超为批判靶子的情况，还是不多，陈独秀、梁启超互相更是极少公开提对方的名字。尽管如此，1920年后，中共与梁启超之间的阵营区分已经被明确。舒新城跟梁启超说毛泽东“与独秀颇相得”，是确定了毛泽东的异己性。

“颇相得”三字虽然指出了毛泽东是个异己分子，但还是有着弹性，有毛泽东并非不可拉拢的估计成分在内。成立阶段的中共虽然是秘密组织，但所谓秘密保守主要是相对政府而言，在知识分子当中并非真的秘密，其秘密保守程度是十分有限的，知识分子圈子对中共分子还是比较有了解。不管中共如何解释，中共之在中国成立，就本土而言，并非有什么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经典阶级理论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一种激进理想主义诱惑，并将这种诱惑煽动而为类宗教化狂热。比如，陈独秀、李大钊宣扬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根据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但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中共人物都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甚至也没有完整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其它基础理论性的哲学、经济学著作。中共初期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并不是陈独秀、李大钊，更不是自以为是的李达之类青年，而是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豹隐），他曾因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受邀赴德国、苏联讲学，后来在中国以完成《资本论》翻译而著名。千家驹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后来成为中共重要的经济学权威之一，他说他在北京大学就学时，“陈启修（一名陈豹隐）是北大的名教授，据说他是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非常叫座。我去听过一次课，他竟以人口增加来解释经济发展的动力，我想这真是挂羊头、卖狗肉，我再不去听他的了” （注12）。彼时的千家驹十分无知，但“文革”后他仍然这样回忆和评价陈启修，可见他始终以为陈启修的学术水平很低。梁启超是中国最早关注和介绍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思潮的人，在中共成立前二十余年就已经进行了思考。中共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就理论而言，不过是皮毛的皮毛，与其说他们了解理论，不如说他们主要是接受了列宁主义的政治主张，依据的完全是政治性的价值取舍，而不是理论性的真理判断。因此，在中共“二大”开始强化组织的政治纽带前，组党阶段的中共分子并不具有绝对不可动摇的立场。由于不具备自由讨论的真理探求基础，因此，中共分子的立场维系，只能是有赖于内在的政治强力束缚、类宗教化的理想狂热和涉及生命存亡的利益共享三大纽带。一直试图结交名人、寻求比较好出路的毛泽东同样逃避不了这样的属性，他诚然“与独秀颇相得”，毕竟只是“颇相得”而已；对于毛泽东来说，陈独秀是中国一流人物中最器重于他的人物，倘若有其他一流人物更给予器重，从而有好的就业发展，未必不可以疏离陈独秀。

张国焘回忆中共“一大”代表情况说：“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注13）张国焘用词很讲究，对湖南和广东党员人数特别用了个“约”字。所谓约者，含糊不清也。广东乃革命发轫地，对于中共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因为含糊不清，所以陈独秀亲赴广东。那么，湖南怎么会含糊不清呢？张国焘等核心人员将何叔衡驱逐出会议，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实在勉强，因为其他人比如王尽美、邓恩铭未必就比何叔衡多懂，关键所在，还是在于何叔衡“无工作表现”这点上。当时的中共，最基本的任务是发展党员，陈独秀采用的是到处拉人手段，如果湖南真有十个党员，则意味着何叔衡有着非常大的成就，怎么会是“无工作表现”呢？一个“约”字，说明了当何叔衡、毛泽东见到张国焘等主要人物，没有想到会需要详细汇报党员名单，于是只能说有了十个整数，具体只能含糊其辞。何叔衡是个做大哥的江湖色彩前清秀才，老于打哈哈，便有了“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的样子，试图蒙混过去。不想年青的张国焘、李达等主要人物，乃是张狂之人，何叔衡并不能够蒙混过去，他们虽然承认了湖南有十人之约数，却心知是个骗局，便视之为“无工作表现”，把他赶出了会议。

实际上，截止到召开“一大”，中共真正明确建立起党的组织的，基本跟组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及他们最重要的两名助手张申府、张国焘直接相关，有陈独秀主持的上海、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张国焘亲临过后的济南，其他地区的党员是由陈独秀通信发展（欧洲由赴法国的张申府负责拓展）。武汉比较特殊，由董必武组建，但也是经过陈独秀身边臂膀人物李汉俊与董必武当面洽谈。在湖南长沙，陈独秀只是与毛泽东通信联系，并没有委派亲信前往湖南当面联络或组织。湖南另有黄爱、庞人铨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群体，与新民学会群体无关，但没有建党。毛泽东的背景是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与黄爱、庞人铨群体有很大矛盾，黄爱、庞人铨势力更注重实际的工人运动，如果陈独秀派人赴湖南组党，首选的对象不会是新民学会，而更会是注重行动的黄爱、庞人铨群体。

陈独秀于1920年12月赴广州，作为中共核心地上海的事务性工作交给了李达、张国焘等人。由于陈独秀没有直接派员前往，所以湖南实际的建党状况对于在上海的中心机关来说，是十分含混的一件事情。毛泽东要在湖南建党，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那就是新民学会。毛泽东的至交、同志圈是新民学会，他赖以做事的社会关系基础是新民学会，甚至他的生存、就业也必须依赖于新民学会友人的帮助，他不能抛弃新民学会而另外搞一个组织。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让新民学会全体加入中共，则又是毛泽东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必将获得他所崇拜的陈独秀的特别嘉奖。因此，在参加中共“一大”之前，毛泽东只是跟新民学会成员之间反复讨论组建中共组织和加入陈独秀中共的问题，但新民学会成员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所谓的湖南中共组织并没有成立起来。既然毛泽东试图建立中共组织受新民学会限制，那么，他就有了第二个困境，那就是何叔衡。就成立中共组织而言，虽然与陈独秀进行通信联络的主要是毛泽东（在法国的蔡和森也主动跟陈独秀进行着联络），但在新民学会本身，毛泽东一直是个具体做事情的人，也即主持事务者，他不是新民学会的领袖，毛泽东不能越过何叔衡。

新民学会是由伦理学家杨昌济发动，并主要由他的一帮学生酝酿于1917年，在杨昌济赴北京大学任教授前正式成立于1918年4月，总干事为萧子昇，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新民学会名为学会，实际类似于一种兄弟姐妹会，聚拢一批知识青年互相深化友谊，共同勉励，探讨人生、社会，为将来各人发展铺垫出一个牢固的团体基础；基本都是相当于中学程度的他们实际并不具备学术探讨的知识能力，主要志趣也并不在此。这种组织是洪门、青帮、哥老会之类结盟习俗向青年知识群体的衍化形式，比如中国留美学生有“兄弟会”、“姐妹会”，留美学生可说是人人参加，回国后在事业上互相扶持，不过十分坦率，并没有用“学会”之类虚伪名词掩盖实质。在新民学会，就做事而言，比之陈书农，毛泽东确实担当起了干事的责任，不仅承担了主要的通信事务，而且他两次去北京，又南下上海送会员出国留学，等等，可谓是十分辛劳、卖力。何叔衡于1918年加入该会，属于公认的“德高望重”之人，且由于他没有离开过长沙本土，所以自然成为了该会在本土的主要人物。1921年初何叔衡担任主席开会，可证他是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的领袖。

在1921年元旦会议上，何叔衡主持商讨了新的宗旨、章程、会务及各人志向等问题，对新民学会进行重大调整。由毛泽东综合各地会员通信讨论的问题向会议说明，他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张东荪、梁启超诸人”，究竟应该选择哪条路，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统一，毛泽东倾向走陈独秀的路（注14），虽然何叔衡也主张走陈独秀的路，但会议并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在个人志向方面，何叔衡说：“自己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容易解决。惟须兼筹子女的教育费。自己拟作教育上的事业，期得到低额的报酬，以资生活。”（注15）经过在北京等地结识名人、寻求出头机会而碰壁的毛泽东，显然对自己将来没有足够信心，他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艰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对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注16）

这并不等于何叔衡、毛泽东彻底没有做番较大事业的欲望。新民学会的组建，一方面是鼓励脚踏实地奋斗的精神，一方面则是互相扶持以实现理想，而理想与野心并没有绝然分明的界限。新民学会最具有政治理想的人是蔡和森，他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之大，使毛泽东始终没有因为信心不足而失去做番大事业的念头。虽然毛泽东并没有能够组织起中共组织，但蔡和森也同样没有参加中共却近乎狂热地关心着共产党、共产主义问题，他们的通信保证了毛泽东及何叔衡等人不断向中共靠拢。毛泽东虽然没有成立中共党的组织，但却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是在更年青的毛泽东等人的学生中发展的，其中一位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12月16日日记记录：“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注17）该月其实并没有召开青年团成立会，至多说是于1921年1月成立（注18）。晚年的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说，青年团成立后，“由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注19）。李维汉这种说法是一种扭曲了的心态，一方面不愿意跟着发达了的毛泽东编造历史，因而不承认有正式的共产主义小组；一方面又不得不跟着编造历史。这种扭曲心理只能借助“实际”一词平衡。所谓真正的实际，不过就是何叔衡、毛泽东等几个主张走陈独秀道路的人，一起比较多讨论共产党、共产主义而已，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组织起了青年团，但实质是并没有建立中共的党的组织。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参加组织，参加会议，在新民学会这些人中，几乎可说是一种时髦的爱好，并不严格。陶斯咏说：“我总加入了七八个会，以后当辞去四五个。”（注20）。何叔衡、毛泽东含糊其辞地跟中共联络，又含糊其辞地其参加“一大”，在当时的状态下，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属于正常。他们并不知道中共完全不同，将是比任何中国传统社会团体更严肃的组织，虽然当时的中共比之后来还属于非常不严格。党的组织属于成年人组织，青年团组织属于未完全成年的青年组织。毛泽东之所以会成立青年团，是因为它的非成年性，由在读学生为基本，属于新民学会之外的一个组织，可以不受新民学会限制和反对。

当两个并非中共党员的人去参加中共“一大”（可以认为毛泽东是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而何叔衡不是），自然也就无法向张国焘、李达等人汇报出详细的湖南党员名单了。毛泽东幸运的是，他不是主角，因而不需要承担被驱逐出“一大”的责任。主角是何叔衡。新民学会1921年初的会议，可证明该会正式确认了何叔衡的地位，作为“主席”的何叔衡自然相对于作为干事的后来的毛“主席”是主角。中共通知赴上海开会所通知的是“湖南”或“长沙”，所谓“湖南”或“长沙”对于何叔衡、毛泽东来说实际等于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人出面则何叔衡自然就是老大。在何叔衡主持的《湖南通俗报》上，1920年10月12日有篇报道，谈到何叔衡、毛泽东在一次社会活动中，“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注21）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做事情的配合极佳，彼此平等，但细细品味，一个“断”字，还是透露出何叔衡占据主要。谢觉哉在他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录：“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注22）这是记录何叔衡、毛泽东出发参加中共“一大”最直接、具体的文字，谢觉哉在这个记录中分辨得极其清晰（谢作为盟弟，由大哥何叔衡拉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湖南支部后又拉入中共），主角是何叔衡，毛泽东是个陪伴者，只是个配角。

当然，既然张国焘等人认可湖南有“约十个党员”，也就意味着正式承认何叔衡、毛泽东为中共党员了。也即何叔衡、毛泽东正式入党的日子，就是他们参加中共“一大”的日子，但张国焘、李达等并没有点穿这一事实，或者也根本不能弄清楚这一事实。张国焘回忆说：“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1920年11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三十余人，算是人数比较多的一个。”（注23）张国焘这个回忆显然是听何叔衡、毛泽东含糊汇报得到的结果。由于官方党史不能怀疑或推翻中共“一大”前毛泽东是中共党员（相应的就是中共湖南组织组建问题），所有关于毛泽东本人及何叔衡的叙述都必须进行配套，但试图要达到所有人的叙述都达到完美配套则十分难为，因此，可从他人的入党时间切入窥探真相。夏曦本人于1923年给青年团湖南区委填写的表格写明，他是1921年10月加入青年团，之前并已加入国民党（注24）。官方党史一致的意见都是夏曦与郭亮同时入团和入党，时间为1921年。一个很重要的情节，11月夏曦就被明确为了中共湖南组织所选派的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员之一，这是当时中共第一次派员赴苏联参加重大会议，不可能选择一个青年团员前去，因此，夏曦与郭亮实际都是在1921年10月刚入团后，就迅捷转为中共党员。据此事实可以推定，张国焘在中共“一大”所听到何叔衡、毛泽东的组党情况汇报，完全就是一篇谎言。

只是作为主角的何叔衡在入党的同时，也承担了“无工作表现”的责任。由于这一责任承担，当毛泽东参加好会议回到长沙，作为中共党员了的何叔衡与毛泽东之间的地位关系也就自然颠倒，毛泽东由此而成为了主角。在与从欧洲回国了的、拒绝接受中共道路的新民学会领袖、总干事萧子昇争执之后，于1921年10月10日，由何叔衡、易礼容等主张走陈独秀道路的新民学会会员，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泽东为书记（注25）。既然新民学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而且何叔衡分裂出去，这个兄弟姐妹会也就相应瓦解。毛泽东、何叔衡之所以不得不痛苦地接受新民学会瓦解，在10月组党，乃是已经实在无法蒙混下去，因为，为了要落实中共湖南组织选派人员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共正式参加的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大型活动，特别重视），上海的中共中央是派员来长沙执行，此时，毛泽东、何叔衡面临着要么结束组党工作，因谎言而被中共抛弃，要么就立即完成组党，彻底投身到中共当中去的选择。毛泽东、何叔衡没有后退，选择了立即正式组党，彻底投身中共。

11月舒新城在给梁启超写信时，并不清楚毛泽东已经正式组建中共湖南组织，因此，自然还以为如果真要挖他，毛泽东也会有可能被挖。但即使可以挖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去任职，舒新城还是向梁启超更明白地表达了否定态度，这第二个理由是毛泽东“只在第一师范毕业”。表面看，舒新城说的是毛泽东学历太低，并非大学或高等专科毕业，仅仅只是相当于中学程度的专门师范学校毕业（而且用五年时间才获得毕业实在是无法谅解的事情），这当然是很客观的。但在中国那个充满灵性的时代，学历低的人未必绝对不可以破格取用，破格取聘属于十分正常的事情。事实上，梁启超同意张东荪聘用舒新城，就已经属于破格，因为舒新城虽然后来成为教育家、教育史家和卓越的辞典大家，但当时的舒新城教育方面的资历还很浅，且所经历的学校并非有什么地位，中国公学则是名校，主管附属中学在中国教育界意味着极大声誉。因此，学历的表象下，是作为有过同事经历的舒新城对所了解的毛泽东，在教育方面的实际知识和能力不能给出合格评价。“来亦无何种效用”，舒新城对毛泽东从事中等以上正规教育事业所需要的的资历、知识和能力，给予了全面否定。这样，毛泽东—这个曾经的梁启超的狂热崇拜者—，在梁启超的视野中，如一片无用的败叶般飘零而过；几十年后，梁启超终身理想于中国的阳光，都被这片无用的败叶遮断了。

2012/12/16 写于沪上

注释：

1，梁启超：《致梁思顺（1920年4月20日）》。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2，王敬芳：《致任公先生书（1921年5月14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P910。

3，参见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一集）》；胡适：《中国公学校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十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梁启超：《致梁思顺（1920年7月20日）》。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5，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P940。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0年9月》。人民出版社，1993年，P74。

7，（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P188。

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50-1962）·1951年5月17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P123。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内部版。P135，137。

10，杨青：《何叔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