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讲中已经指出：欧洲近代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实际上源自于古代远东和中东的科技基础。比如，古印度数字，即我们习以为常的“0-9”，特别是“0”这个符号的发明，通过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后，不但为欧洲近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欧洲本土的“欧氏几何学”等注入了活力，更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源头。再比如，源自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提供了技术可能，更为西方近代兵器技术和其它众多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周易八卦也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灵感。无论西方人承认与否，东方人一定要对此自信。
然而，东方古代社会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观念；为社会的稳定而逐步形成的“仁义礼智信”等等的东方道德观念；为家庭的和睦独有的“孝悌”观念；以及身心和谐有利于个人健康的观念，等等、等等，却并不被西方人所接受。
数百年来，由于西方国家或以其科技、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向其他地域实施野蛮的、非人性的掠夺和侵略扩张；或以其宗教和意识形态向其他地域进行挤压和浸透。这些都是以其自身的所谓“核心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从个人到家庭、团体、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等等，都是在追求短视的“当前利益”，都是在攀比和提高各自的“优势”；随着“地球村”的形成，这种世界范围内相互间的争夺，不但使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动荡逐渐加剧，也使全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再由此演化和深化，人类社会的全面崩溃将不可避免。
吴泽恒老师以一位智者的独到目光，率先发现了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即提出筹备“中国生命科学学会”。
一种意识形态、思想潮流和宗教等信仰和上层建筑对社会群体的作用，不但范围有限，而且推广的时间漫长；而一项科技成果的发明和推广，由于其所谓“客观性”和“实用性”，可以在瞬间影响人心。
为筹备中生会，吴泽恒老师曾先后亲赴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考察调研；经过各方努力，中国生命科学学会终于在1994年得到国家民政部的批准成立，学会的宗旨是引导世界科技发展新潮流；然而，当时由于学会成员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顽固的传统性思维模式，实际上在成立之时，中生会就已名存实亡。虽然如此，中国生命科学学会的成立仍然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无争的一笔。
针对当今世界存在的“三大不协调”和“四大分离”，吴泽恒老师提出了一个普世良方——和谐统一！和谐统一的过程是：相沟通、相作用、相统一。前提是“相沟通”，而后“相作用”，最终达到“相统一”。
吴泽恒老师为什么希望由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来引导世界科技发展新潮流呢？因为，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以局部与整体分离、主体与客体对立、人与自然脱节为指导思想的研究，随着各学科研究的逐步深化，各基础科学至今已经很难再有所突破了。
我们以近、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和应用为例。
当物理学家对量子力学中“基本粒子”的研究有所进展时，即出现了至今已困扰着物理学家们近百年的所谓“不确定原理”（也称“测不准原理”）和后来出现的“波粒二项性”。因为，按照常规思维，微观物质似乎可以无限细分下去，就如同宏观宇宙永远望不到边际（天文学家们至今乐此不疲）。
当物理学家把原子分成原子核（包括质子和中子）和电子时，化学家依不同原子中的不同电子数（原子量）列出了“化学元素周期表”。同时，由于弄清楚了原子核中的质子带正电、电子带负电，电子工业也由此而诞生。
原子核的体积只占原子体积的几千亿分之一，但却集中了99.95%以上的原子的质量；电子们围绕着原子核超高速运动；也就是说，在一个原子中，除了原子核和电子为小到不能再小的“实体”外，其它都是“巨大的”空间。这使我们联想到，在宏观宇宙中，星球间的距离只能以“光年”为计量单位。
我们由此又想到了吴泽恒老师所说的“真空妙有”——仅就物理世界的宏观和微观表相而言，构成宇宙和一切物质的是巨大的“空”，而“有”只占那么微乎其微的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的“有”，还是在不停地高速运动中，而且在不断的变化中，即所谓“有而无住”。无论是生物体，包括四生九有，还是所谓“纯物质”，大到整个宇宙，小到肉眼看不到的微尘，都是由这些微观或宏观的“空”和“有”构成的；而且每个由“空”与“有”相结合而组成的个体（包括生物体和非生物体）存在的时间，或长到无量劫、或短到瞬间即逝，亦都有一个在空间的表相。所以，仅从物理现象上看，也可以证明：“凡有时空过程的皆为生命”这一生命的定义。
回到我们对物理学的分析。此时，物理学家们对“力”的研究，从宏观的“万有引力”，扩展到微观的“核子力”，以及在宏观和微观世界中都存在的“电磁力”。其中，由于原子核的“质量”和“密度”过于巨大，其“能量”也一定十分巨大，量子力学也由此而诞生；为了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学家们发明了“高能粒子对撞机”和“加速器”，让这些粒子们撞来撞去。
当物理学家对原子核的裂变研究有了突破后，足以毁灭人类的原子弹就诞生了。不同化学元素的原子核也不同，大体上可分为“重核”（一个原子中的电子和质子数量多）和“轻核”（一个原子中的电子和质子数量少）。氢弹就是轻原子核相遇时结合成重核的聚变。原子核的重核裂变（一个重核分裂为两个或多个轻核）或轻核聚变（两个或多个轻核聚合成重核），都能释放出巨大的原子能。为了便于记忆，我们可以把原子弹称为重核的“核裂变弹”，把氢弹称为轻核的“核聚变弹”。如果以适当的手段控制住重核裂变或轻核聚变的过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核能利用，比如，核电站。核能到底有多大呢？据说，有的科学家计算过，从理论上说，如果把一小段木头中的原子核的核能充分释放利用，其所能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足以够全人类用三千年。
我们谈到了原子核分为质子和中子，其中质子带正电，中子不带电。然而，科学家们对中子的实用性研究，却发明出了中子弹。原子弹为第一代核武器，氢弹为第二代核武器，中子弹为第三代核武器。中子弹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中子的高能辐射效应和穿透力强的特点，只杀伤生物体，不大伤及物质体。比如，中子弹爆炸后，可以杀死坦克和建筑物里的人，而坦克和建筑物本身却不会受到太大的破坏。由于其冲击波、光辐射、热辐射和放射性污染等比一般核武器小，所以中子弹也被称为“加强辐射弹”，或“干净的”核武器，即所谓只伤人、不伤物。不知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文明的倒退？如果打起中子弹大战，人和所有生物都死光了，留下物有何用？
质子和中子被称为强子，再往下细分，就出现了“夸克”，即，质子和中子都是由夸克构成的。夸克又分为上夸克和下夸克，上夸克带有+2/3的正电荷，下夸克带有-1/3的负电荷，每个质子和中子都是由三个（或多个）夸克构成。
为什么谈夸克？我们又联想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即“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其一，因为中子显“中性”，非正非负，即非阴非阳，所以中子是由一个上夸克和两个下夸克构成的，以达到其正负，或阴阳平衡[（+2/3）+（-1/3）+（-1/3）=0]；而质子带正电，或显阳性，是由两个上夸克和一个下夸克构成的，所以其正电荷数要大于负电荷数[（+2/3）+（+2/3）+（-1/3）=1]。
其二，在密而又密、重而又重的原子核中，又出现了巨大的空间；且上夸克最轻，下夸克次轻，由于它们轻到微乎其微，那么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原子核的巨大质量和重量又来源于哪里呢？据说是“胶子”，大概是一种谁也弄不清楚的“旋转力”和“运动力”，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解释，大概可以说是一种“势能”，此“势能”不但能产生出巨大的重量和质量，还包含着巨大的能量。
其三，上述似乎很完美的上下夸克组合，又不断遇到新的挑战。量子力学家们又发现，一个质子或中子，不一定是由三个上下夸克构成的；还有一种“奇夸克”，由于其自转，形成自带或+1/2，或-1/2电荷。除了质子和中子外，电子也是由分别带有正、负电荷的夸克构成的，且每个夸克所带的正、负电荷，或是分数，或是整数，并同其旋转的角度有关。后来又发现了“粲夸克”、“底夸克”、“顶夸克”。
此外，在电磁力的研究中，又发现了光子，即不带电荷的光波，同时也是特殊的“粒子”。
量子力学家们又发现，每个夸克还围绕着其“质心”旋转，夸克内部又出现了“巨大”的空间。若干个夸克“旋转成”一个质子，或一个中子，或一个电子，等等。
以现有的研究手段，各种“粒子”细分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再细分下去，到了“基本粒子”这一级，它即是粒子，也不是粒子；它即是波，也不是波，且视其为“波”，亦或是“粒”，取决于观察者不同的研究目的。比如光波（光子）同时具有波和粒双重性，其它基本粒子也如此，所以称为“波粒二项性”。同时还有“测不准原理”：一个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时间和能量，或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也只能取决于观察者从哪个角度或出于哪个目的的研究。
对夸克等等“基本粒子”的深入研究，似乎给物理学家们带入到一种虚无漂眇的境界。不但经典物理学的很多概念被打破了，而且，极微观“物质”到底是什么？已经说不清了。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这些“基本粒子”组成的，那么这些“基本粒子”的不确定性，也就表明了这个“物质世界”中的各种“物质”的不确定性。
读者看到这里，大概应该感觉出点“禅味”了。不错，西方的一些物理学家，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试图从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解释这种微观物理现象的答案了。
同样，即使是被认为最严谨精确的数学，由于悖论的出现，也经历了三次数学危机。比如，微积分就是由此而诞生的，微积分用于计算无法精确算出来的数据，只能或以无穷大，或以无穷小的方式，计算出最接近于“准确数据”的“近似值”。而第三次数学危机仍延续至今。
在西方的医学领域，通过对“濒临死亡”病人的抢救后的观察和对“催眠术”的研究，很多医生已承认人和动物是有生死轮回的，也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专著。但也只是停留在就事论事上，如何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洋人不知道。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科学的各种基础理论，发展到今天，由于其思维意识的局限，已经陷入困境。下一步的发展希望在什么地方？
西方科学家对各种物质现象的研究越深入，就越陷入一种迷茫，因为越接近事物的“本质”，所得出的结论就越与他们的常规思维相悖，如果依然坚持用常规思维走下去，也只能走入死路。
那么，中国的科学家本应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中国古代丰富的传统文化、传统科技，所把握的是人天协调、社会协调与人自身的协调；在主体与客体、局部与整体、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注重的是顺应大自然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也就是“持盈保泰”。所以，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自古至今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上下五千年，虽然中间也多受挫折，但中华文化的主流始终是以本土文化为主导，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不断优化本土的文化。
古代中国以此为出发点和目的所做的研究，并不是通过“实验室”得出的结果，而是通过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综合、提炼、概括而得出的结论。比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内经学说、八卦学说，等等、等等。而且任何一种学说所能应用的范围，可以含盖社会上的各各领域；其不但适用于古代，也仍然适用于现代。如，《黄帝内经》首篇就讲：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中国古代读书人立志：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若按现代西方学科的分类，从政和从医绝对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中国的科学家接受的也都是西方式的教育，思维模式也一样，对自己的老祖宗留下来的精华不屑一顾，也去钻实验室，在各种基础理论方面，真的是很难有所突破。
中国现在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而现在的世界秩序仍是由西方人制定的，如何能突破？如何能达到整个世界的和谐？
我们认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要有一种责任感。不但要使我们的国家强大、人民富强，而且要有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雄心。如何引领？还是要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寻找灵感、冲破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从对立和分离走向协调、综合和统一。即，把三大不协调转化为三大协调；把四大分离转化为四大统一。其步骤依然是相沟通、相作用、相统一。
我们认为，这也是吴泽恒老师当年创建中国生命科学学会的初衷。
具体如何去做，那就见仁见智了。
（注：请读者参阅本网站中“中国生命科学的历史使命”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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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